机会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花钱买两件“海物”，沾一沾洋气，甚至偶尔也会憧憬、幻想那种暴富，但要让他们踏出那一步，还是过于艰难，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土地思维太难扭转。

　　而如今，只因为对那些泥腿子压榨太狠了，就要罚没大量钱财，还要被迫变卖所有土地家产，举家外迁封国，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了，也几乎是所有地主豪强难以承受之重。

　　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但朝廷的“严刑酷法”这真的落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收敛韬晦，进入蛰伏期。

　　因此，经过这几年的过渡期，大汉的税制改革算是缓缓落地了，至少在土地确权、土地买卖、土地等级、税务规定、税务收取等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系统，并且在绝大多数道州推广开来，正式代替旧的两税制。

　　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便是在雍熙四年初，在全国上计之中，朝廷正式明确了全国各道州府在册田亩数目。这是中央与地方在税制改革、田地规模上达成了一致，当然，这是一种妥协的一致。

　　但对于大汉的政治经济而言，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推进，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有了决定性的成果，从此以后，朝廷可以根据这些田亩籍册进行收税。

　　也意味着由改革带来的税制、治安上的混乱，经济、民生上的负面影响，都将逐步消散，这是大汉走向一个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大汉以“统归地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成功。

　　这是很多大臣在给刘旸的奏章中表明的东西，并以此夸耀刘旸的卓越政绩，不堕先帝之志，延续开宝盛世。似乎，从雍熙四年开始，大伙儿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因此，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样折腾了

　　只不过，在这些赞誉背后，权贵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刘旸也不是毫无察觉。

　　至少，大汉的税制改革，当真成功了吗？这一点，在刘旸心中仍旧打了个问号。

　　就拿中枢对地方财税的收取来说吧，至少形式上，同样是扣除地方留税之后，再上缴。只不过，比起“量入为出”的两税法，朝廷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依据：土地，且在土地状况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收入。

　　如此，对于财政司而言，自是省了很大的事，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似乎起到了一个“旱涝保收”的效果。

　　然而，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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