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它上面只是张几个小岛组成的地图,小岛位于辽阔的水域之上,海面上注有埃尔·多拉达海。我断定,这个岛国就是埃尔·多拉达联邦,而标有尼尔瓦拉的那个圆点一定就是首都。
后来我产生一个念头:加里的侄子在收集邮票,我不妨开个玩笑,在贴上普通邮票的同时,也贴上一张埃尔·多拉达的邮票,看看邮政当局是否能通过。如果他侄子的收藏品中多出一张盖有美国邮戳的外国邮票该有多好?
当时已是深夜,我十舔十了十舔十10分邮票的反面,随手粘在信封的角上,接着便去寻找普通邮票,以便贴在一起。
我一直从书房找进卧室,才在背心口袋的皮夹中找到所需的邮票。在我离开书房时,记得把信封放在书桌上,但是当我回房时,信已不翼而飞。
我当时十分奇怪,因为没人能够拿走它。窗子虽开着,但窗口离地有二十一层之高,任何人都别想爬上来。风虽然能把信吹到地上,但地上却什么也没有。我又找了一遍,查看了所有各处,越来越迷惘不解。
我找得心灰意懒,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加里,诺拉斯从波士顿打来的。他向我问好,声音却有些异样,我立即了解到是怎么回事。
三分钟以前,当他已准备就寝时,那封我认为已经遗失的倌,竟从窗外飞到他那里,在他眼前略作停留,然后掉落在地上!
第二天近中午,加里就赶到纽约。在电话中我曾保证,一定把剩下的邮票保存好。
显然,所有的咄咄怪事都应归咎于那枚邮票,它以某种方式使信件只花了三分钟就从我的书房飞到加里的脚下,其速度之快令人目眩。
加里在我这里吃了午饭,席间我向他细述了一切。他似乎很失望,我能提供的材料竟是如此之少,但我实在也说不出更多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我贴了张邮票,于是信件在没有任何中转的情况下自动到位了。
“不全是这样,”加里指出,“我把原信带来了。”
他把信递给了我,我马上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信是经过中转的,因为盖有邮戳。有个清楚的淡紫色的戳子,圆圆的,和我们的完全一样。上面刻着埃尔·多拉达联邦,但在通常打上注销日期的位置,只有星期四这么几个字。
“今天是星期四,”加里说,“难道你是在半夜以后贴上邮票的吗?”
“那时刚过半夜,”我说,“奇怪,这些埃尔·多拉达人怎么连几点几分都不打上?”
“这正好证明他们住在热带,”加里分析说,“在热带国家,时间几乎没有意义。而且,星期四的戳子还证明:埃尔·多拉达联邦是在中美洲。如果这个国家位于印度或东方某处,邮戳上就应该是星期三了,懂吗?这是由于时间差造成的。”
“难道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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