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还是军队系统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的。

　　这问题说起来复杂，也很简单。在宋代士人阶层的崛起，使得武人倍受打压，地位低下。而入宋一来的军制也让世人对军兵没有好感。宋人的想法是：“盖民之敢为盗者，皆柴黯无赖有勇力之人，配隶诸军，正得其所”，也即宋太祖的说法：这种募兵养兵之策，可以取得“百代之利”，使“天下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凶年饥岁，则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基于这种设想，北宋仁宗朝沈遴知杭州时，百姓但凡犯法，不问情节轻重，尽刺为兵。南宋时也规定，“应犯强盗，合配远方之人，并配隶屯驻大军交管”；以至当时各路军队每年接收的配罪人，“无虑数千人，其间往往多是强盗”；南宋严州“城中恶少群扰市”，知州萧隧为防止事态扩大，遂“密籍姓名，涅补军额”。

　　宋时的“杂役卒”尚非正规战斗之兵，而南宋时期屯驻大军中则不乏披挂上阵的配军。高宗时，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以配军中“堪披带之人”为御前军战士；宋宁宗时，曾把“累犯强盗”，以及聚众贩买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统统配屯驻军，规定在屯驻军服役年限，限满改刺字成为“正军”，既作战部队。

　　实际上宋代的士兵的兵营生活，也如同囚徒似的；他们按唐未的习俗脸被刺上字，叫作“面涅”。士兵脸上刺字，主要是防止士兵逃跑。土兵另有军籍称为“赤籍”，人们因此称士兵为“赤佬”。那些刺配从军的罪犯，待遇更不必说了。其时士兵的社会地位已是处于社会最底层了。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宋朝的配军，不仅是从事杂役的军士的重要来源，也是从事战斗屯戍的军士的直接来源之一，如此在众人的眼中士兵基本等同于罪犯或是流民。赵当政后，对征募士兵有了较高的标准，士兵也不仅以身强力壮为标准，还要求家事清白。

　　当然军中也有配军和战俘，但这些人往往不会进入作战部队，而是‘苦役营’，虽然按照军队管理，却不一定隶属于兵部，也有的归工部和户部管理。他们承担着开矿、晒盐、筑城、治水等等危险，且又繁重的工作。但是这依然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世人对军队的看法，因此他不惜代价的出动大军，冒着与蒙元重新开战的危险去拯救十几个‘罪犯’，难以为人接受。

　　向来精于算计，喜欢考虑成本的赵，同样知道此次行动的代价远远过给予二十多个阵亡士兵的抚恤近，做的绝对是赔本买卖。但他依然要坚持要做，自然有不同的想法，除了饯行当年的诺言外，也是为了提高军队的凝聚力。使军中上下都能明白，他们不是在孤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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