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患严重，契丹、女真、党项皆对我朝形成威胁，概因为如此吧！”韩振认为小皇帝说的不无道理，叹气道。

　　“决定一国的兴亡，虽非是一城一地之故，但也是重要原因。”赵昺言道，“我朝未能收复燕云，在地理上无险可守，又无法从根本上断绝其经济来源，先天就处于被动形势之下。且对蛮夷的策略一直是‘进则穷追猛打，败则割地求和，纳币称臣’，没有考虑到长期有效地干涉其政局，乃至始终处于下风。”

　　其实他还有些话没说，但又没法当着这些人的面说。宋朝重文轻武，武人地位不高，只能搞单纯的军功，所以武人的目光都很狭窄，满足于砍人头攒军功，少有一经略一方的帅才。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初期元勋和少数因缘际会的军阀外，整个大宋朝，武人你是没有资格经略一方的。

　　在士大夫们的眼中武人的任务就是蛮打猛冲，至于像唐朝武人那样出将入相，节度一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文人，普遍上都是对边塞持极端态度的，要么极端防御，要么极端进攻，至于该如何经略节度？你让文人去有固定场所的西番、西南夷地区还能施展手脚，到草原上又能干啥啊？

　　而为什么缺乏管辖游牧部落的人才呢，说白了，宋朝是个“南方人”的王朝。自立国起，辽、夏、金、元相继渗透华北，北方长期遭受战乱，中国的经济重心完全南移，南方汉人头一次成了中国的主体，北方汉人元气大伤。而南迁后政府的决策集团，基本都是南方人，更加缺乏对北方形势的认知。

　　“陛下结束北伐，其意恐也非是钱财的问题，而是欲使蒙元内乱再起，然后浑水摸鱼吧！”这时陈墩插言道。

　　“哦，你何处此言？”赵昺看向其问道。

　　“嗯……”陈墩略一沉吟，组织了下语言道，“陛下，蒙元从军事上而言，其在攻陷江南后，忽必烈调整了军事布局。因为蒙元占据的地域广大，各地地理条件、经济意义、政治重要性、是否临近首都、族群构成等方面，迥然不同，考虑到蒙古军和中亚军数目相对有限，蒙元建立了弹性灵活、主次分明的行省卫戍制度。”

　　“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军队是在政治和军事上最可靠的部队，主要驻防在两都及周边地区、蒙古大草原、满洲和中原北部地区。对帝国而言，这些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军事资源的分配也依此进行。另外，地理条件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因为这些地区的地形条件和气候条件相对更适合来自大草原的战士和战术。”陈墩见陛下没有反对，指着地图接着道。

　　“从我们与敌交战的情形看，在淮河以南地区，蒙古军队并不多见。通常行省卫戍部队由北人和新附军组成。江南的主要城市和长江流域的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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