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用行动回答了这个诏令。就在黄榜公布的当日，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要求斩宰相汤思退等人，并召用陈康伯、胡铨，以济大计，学生的议政活动开始在朝廷的禁止下继续发展。

　　但赵昺认为这也是学乱的转折点，南宋中叶之后，经济日趋繁荣，社会中享乐风气开始流行，而不少太学生也于此时开始或辗转下僚，或往来于官宦之家。此时的太学生们已经丧失独立之意识，庙堂之上的口吻愈来愈重，臧否人物之外也关注抽象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政治措施，在这种纠革中他们甚至参与了党争。

　　南宋太学生干政趋于经常化，几乎每次大的政治风波都有太学生介入其间，卷人者的人数也颇可观。而他们身份地位加之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很多太学生对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感兴趣，报国雪耻的梦想逐渐泯灭。伏阙上书更多的是关注自身小利的得失，以致行动缺乏理性，及至无理取闹，败坏了太学的声誉，更为史家所诟病，性质隐然转向。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处死了陈东，开了大宋不杀士大夫的先河。其又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

　　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子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尽管还有太学生上书言事者，但其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即便如此，‘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的效果，也助长了太学生的虚荣心。而有些执政大臣也看出太学生的这点弱点，便学会了通过太学生左右舆论的策略，使他们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所以现下形势下，赵昺以为太学生已经变了味儿的干政，并不是只有利没有弊，只有功没有过的。

　　赵昺来自于现代，当然对于这种群众运动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伏阙上疏一直被作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和正义的手段，所以他并不反感。且伏阙谏诤体现着士人对于心目中公理的持守，身居高位的士大夫把据理力争看作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将对皇帝的过失进行劝谏是臣子的本分。

　　不过有时屁股还是会决定脑袋的，士人们不惜以死抗争，以成全自己的名节。但也反应出他们认为礼制与公理要高于皇帝的权势，并不认为皇帝的权威是绝对的。这就威胁到了赵昺的地位。当然，他也明白伏阙谏诤作为士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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