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法的推行变成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所以名为回买，实为强夺。当时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

　　凡经回买的公田，名义上按租额高低给以经济补偿：租额一石以上的，每亩为二百贯；九斗的为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但补偿的并不是现钱，买公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者，给银半成，官告、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者，不给银子，给度牒、会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贬值无用的会子。

　　此外，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

　　但是公田法实施时间虽短，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大宋又赢得了一丝苟延残喘的本钱。即便淳祐帝宣布废除公田法，将公田归还给原来的田主，以期望这些豪强能够感恩戴德，帮助朝廷抵抗蒙古。但因为军事局势的危急和财政困难，“饷军方急”，打算再收一年租税再还，结果并没有归还。

　　所以小皇帝认为贾似道是在错误的时间，采用错误的方式，用错误的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失败的结局就早已注定。吸取教训的小皇帝就十分聪明了，在收复江南后，一边实施按口授田，一边以惩奸除凶的名义强力镇压蒙古人和汉奸，并抄没他们的家产和田土。

　　说起来十分好笑，在攻陷江南后，忽必烈把宋朝的公田没收，并强占大批良田，直接赐给了众多蒙古贵族。而赵昺收复江南后，这些公田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朝廷的手中，且不用花一文钱赎买。如此也并未引发朝野的反对，毕竟这些土地已经属于敌产，收为朝廷所言名正言顺。

　　赵昺从而借没收敌产的机会巧妙的避开了贾似道变革路上一个‘惊雷’，不仅未引发社会动荡，还通过贾似道制定的方式将这些收回的公田出租给佃户，然后收取租赋，还解决了失地农户的生计问题。而后将收取的租粮作为军用，租银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补充，这样就保证了国家财政的基本盘，大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庄主事！”出卖公田的路也被小皇帝早已堵死，而今不多的方式就只剩下向陛下借贷了，陆秀夫看向庄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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