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整个二层楼，沈宸是留给自己住的。舒服是一方面，他还藏了些东西不能为外人所知。

　　再者，二层楼上还有个小阁楼，开着上海人俗话所说的老虎窗，那又是他以防万一的后路。

　　胡乱想了一会儿，沈宸又把思路转到了报馆上。虽然有了个小计划，但能否成功还不好说。

　　可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能掐会算，知道坏人什么时候来扔炸弹呢？

　　但有一点，沈宸觉得大概可以确实。那就是尹志洪的外国护照还是有用处的，坏人很可能选择他不在报馆的时候来破坏。

　　大概，可能。沈宸也只能如此猜想判断，采取成功概率最大的办法。

　　明天啊，不能那么清闲喽！沈宸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大梅端着开水上来，才赶走了他的睡意。

　　一九三七年年末，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并迅速恢复着实力，伸展着网络，行将露出锋利的爪牙。

　　“蓝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长久使用，是因为其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褐衫党和黑衫党风行欧洲之际，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

　　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

　　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而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

　　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

　　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

　　而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情形下，军统中统在上海的潜伏由仓促到有绪，再加上从后方调来的精兵强将，很快便恢复了实力。

　　随后，针对亲日分子的暗杀等恐怖活动，开始呈现增多之势。

　　而这倒把沈宸的几次杀戮贴上了标签，有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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