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深夜里，汤母不安地推开房门，女孩坐在床上，双手抱着膝盖，无法入睡，她长久地仰望窗外的月亮，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也不动，直至长夜过去。
女孩说：“妈妈，我就是睡不着。”
“有几天了？”
“……两三天吧。”
汤母眼前阵阵晕眩，她闭了闭眼，勉强撑住。不能再这样下去——从未有过的恐慌涌上来，她立即决定，采取柔和的方式让女儿去看心理医生。
“我只是有点失眠，很快会好的。”女儿有点不情愿，又说：“而且，下周一我要去学校了。”
“经常失眠会影响白天的学习。”汤母试图说服女儿，“就算配点安眠药，也要去看过医生才行。”
女孩移开视线，说：“我真的没什么，我都好了。”
到最后，还是不得不答应。
预约时间就在今天下午。
县城医疗水平有限，市三院规模不大，就诊科室外的长廊上，靠放一排排的座椅。
汤母陪女儿走进去，一位短发女医生从电脑前探出头，她戴一副眼镜，看上去挺年轻的，朝她们微笑，随后，被女医生告知：整个过程需要亲属回避。
治疗结束，汤母忍不住打电话给女医生。
女医生平和道：“抱歉，我们有保密原则，不能透露病人的话和想法。”
“我女儿的情况严重吗？我要做什么能让她好起来？”
女医生轻轻叹气，“有一点您放心，她现在表现出来的程度算轻的，只是，心理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后续两次的谈话治疗中，她明显感觉到女孩的不信任，对成人的强烈不信任感，而且，女孩很会隐藏，她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事，被父母送进特训学校，饱受煎熬，但自始至终，这里面都缺点什么，出于职业直觉，她清楚女孩在这个故事里隐瞒了什么事或人，而这件事、这个人的存在，她父母包括周围朋友都一无所知。
她有点遗憾，显然，这件事或这个人对女孩的治疗起到关键作用，是打开她紧闭心门的钥匙。
治疗不免陷入僵局。
在一次通话里，女孩母亲沉默了很久，从女医生的只言片语中听出，女儿不配合治疗。
“那要怎么办？”一直服用安眠药不是长久之计。
医生放下手中记录的笔，她斟酌再三，给出了两条建议。其一，让女孩和同龄人多接触交流，回到正常的学校生活中，给她一个自由宽松的交往环境；其二，考虑换个居住环境，让她感受新环境的安全，逐渐建立起正常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说完，女医生又道：“这些都需要时间。”
当天晚上，汤母给许久不照面的丈夫打了通电话，简单说了女儿的情况后，她告诉他：“你也就这么一个女儿。”
汤父还在工厂里，那边机械运作的声音嘈杂，他沉吟道：“那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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